90后农民工二代就业调查：迷城，城迷

时间：2016-03-28  来源：

       3月中旬，坐在武汉“起点”人力资源市场的圆凳上，21岁的农民工二代彭果埋头盯着招聘启事，嘴里念念有词。

       半小时前，他看中这份武汉园博园保安工作：包吃包住，试用期月薪2500元，转正2700元。

       也许是近视没有注意到人们离开，也许是黑色“SHUANGLAN”运动服太不起眼，通勤车载着园博园的人力资源管理人员(HR)和其它应聘者驶往园博园时，早早递交登记表的彭果这才发现“招贤纳士”海报下已空无一人。

       两千多公里外，比彭果稍长3岁的王乐(化名)站在西藏拉萨八廓街的柜台前兜售绿松石。店里游客络绎不绝，他却总抱着本书显得漫不经心，很少主动推销商品。“出来这么多年，还是‘二球’(形容呆板、不灵活)农村孩子”，碍于情面接收远房外甥的店主对此颇有微词。

       王乐并不认为自己是农村人，8岁随家人从十堰竹山到武汉生活，他就把自己当成了“城里人”。在学会一口流利汉腔后，王乐更确信这一点。哪怕读初中时还是会被同学叫做“外码”(武汉话对外地人的俗称)，嘲笑他在学校食堂打杂的“乡里人”父亲。

       “武汉人”的身份原本可以这样持续下去，但关于自己是“城里人”的认知，却在普通三本大学国际贸易专业毕业后发生偏移。“销售代表、业务代表、市场专员、品牌推广……”，王乐发现可选择的入职机会与来自农村的同学没什么两样——清一色的销售岗位，“‘真正的’武汉同学被父母安排进了对口单位”。

       班级辅导员劝他们先就业再择业，“只有拿到用人单位的接收函，学校才会发放毕业证”。“销售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职业!”灌一口成功学“鸡汤”，王乐懵懂地踏入医疗器械销售行业。

       就像围城，外面的人想进去，里面的人想出来。老四(化名)认为自己永远是“多”出来的一个，在妈妈肚子里如此，上学、上班同样如此。

       “怕罚款，去医院‘刮’了一个，后来才知道是双胞胎”。1993年，已有两个孩子的老四妈妈意外怀孕，“老三”没能降临人世，他却幸运地留了下来。

       为逃避社会抚养费，他从小被寄养在亲戚家中，在外人面前喊父母叫姨爹、姨妈。后来村里传出风言风语，双亲带着他躲到武汉，边打工边让他在城里借读。就这样，老四成了一名农民工二代。

       平时，父母总教育他要学会珍惜，因为他是“多”出来的，“你妈为生你丢了化肥厂的工作”。

       老四埋头苦读，一路考上大学，毕业后进入武汉一家知名生物制药公司工作。虽然业务水平一流，但不喜与人交流的性格在公司里被无限放大，“同事们觉得我很LOW(网络语言‘低端’)”。

       入职仅3个月，无法忍受成年后仍是“多”出来的那个，他瞒着父母辞去高薪工作，回到高校继续深造。

       那是2013年，全国高校毕业生总数699万人，被媒体称作“史上最难就业季”。同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通知，要求不得将毕业证书发放与高校毕业生签约挂钩。

       随后几年，大学生就业没有最难只有更难，而初中毕业的彭果找工作却一直很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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