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工人和大部分农民进入中等收入群体

时间：2016-05-30  来源：

     随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的召开，“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这一话题成为时下的焦点之一。而农民工应成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后备军的提法受到各界的广泛讨论与关注。央视财经评论员，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刘戈认为，到工业化后期，这个群体会扩大到产业工人（包括农民工）和大部分农民这样一个巨大的群体。发展到后工业化时代，中等收入群体会扩大到所有具有固定工作稳定收入的社会阶层。

     到工业化后期，中等收入群体会扩大到产业工人和大部分农民这样一个巨大的群体。

     随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的召开，“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这一话题成为时下的焦点之一。而农民工应成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后备军的提法受到各界的广泛讨论与关注。那么该怎样提高农民工群体的收入?如何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把“蛋糕”分好?央视财经评论员，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刘戈进行了深入、精辟的分析，为您一一解读。

     推动这个国家转型的顶层设计正在一步步有条不紊的推进。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上，除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最被社会关注的问题之外，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问题也被同时列入讨论议题。这标志着中国经济和社会转型最重要也最容易被忽视的一个问题正式进入解题程序。

     会议对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明确了六个方面的工作。包括必须坚持有质量有效益的发展;必须弘扬勤劳致富精神;必须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必须发挥好企业家作用;必须加强产权保护。

坚持有质量效益的发展其实还是做大蛋糕的问题。而紧接着的两项方针“必须弘扬劳动致富精神”和“必须完善分配制度”则是对如何“分蛋糕”的定调。

     对中国来说，继续做大蛋糕是永恒的主题，但是在目前的发展阶段，把蛋糕如何分得公平，如何通过“分蛋糕”激励人们创新和创业的工作热情比单纯的做大蛋糕，具有更强烈的紧迫性。分好蛋糕不仅仅意味着社会的公平正义是否得到弘扬，也不仅仅意味着改革开放的正当性是否得到人民的认同，同时也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前提。

     没有大众购买力，繁荣不可持续

     美国在1930年代发生的大萧条，表面上看是由于1929年的股灾所引发的，但是实际上从几代经济学家的研究分析结果来看，分配问题没有解决，更多的劳动者没有享受到经济快速发展的红利，工人没有钱去购买他们自己生产出来的产品，才是导致大萧条的根本原因。

     在经历了长达十年的大萧条和二战之后，美国社会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迎来它最兴旺的时代，社会的大多数普通劳动者成为中产阶级。底特律的车工成为中产阶级消费者的典型形象。在汽车工人都买得起自己生产的汽车的时代，必然是汽车迅速普及的时代。

     汽车社会的到来，证明了罗斯福在大萧条时代的论断：只有当普通民众过上体面生活的时候，经济才能真正的繁荣起来。没有大众的购买力，繁荣不可持续。罗斯福新政的真正成果在此时体现了出来。

     农村人口还缺乏较强的消费能力

     卢梭在《论不平等》中说过：“社会经济不平等给予共同体中的一些人过分强大地影响法律制定的力量，把共同体分裂成充满敌意的帮派，大家都不愿意为了整体利益而牺牲小团体利益。”放在200多年后的当下中国，这话精准的令人毛骨悚然。

     先贤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贫富差距这种经济不平等所引发的严重后果，即通过隐秘手段暴富的群体会干预立法、司法、行政，并结成特殊利益集团，吞噬经济发展的硕果。他还说，巨大的贫富差距将造成公民间的相互仇恨、对公共利益的冷漠。

     我们从世界上各个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得到的教训是：社会一旦出现非常富有和非常贫穷的人，再来纠正就往往为时已晚。最好的做法是从最开始就防止财富极端不平等的情况出现，通过管理社会保证没有特别贫穷的人。

     对中国来说，缩小贫富差距的努力已经错过了最佳时机，现在是亡羊补牢，因此必须有紧迫感。

     中国的城市化造就了中产阶级队伍的不断壮大，但在城市化的过程中掺杂了半城市化或者假城市化的水分。大量的农村人口进入到了城市里面，但是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他们的根还是在农村。没有能把这些人口变成一个可以有较强消费能力的中产阶级。这也是目前绝大多数工业品过剩的重要原因。

     在2008年之前，中国的收入结构是金字塔型，虽然距离发达国家“橄榄型”的收入结构有差距，但也是比较稳定的。但是在2008年之后，由于整个的社会投资的急剧的上升，资产价格的迅速膨胀，导致社会的收入结构从金字塔型变成了埃菲尔铁塔型。众多原本认为自己在金字塔上半截的年轻白领掉入了底座。

     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之后，由于劳动力供求关系的逆转、反腐、扶贫和国家政策对公共服务的大力投入，社会贫富差距不断加大的势头被遏制。但值得注意是，由于经济结构的大调整，将不可避免的导致有些普通劳动者失业或收入减少。在历史的又一个重要时刻，是更多的考虑减员增效，让员工来承担淘汰过剩产能的主要成本，还是在企业破产的过程中优先让劳动者的权益得到保障，用最大的努力和耐心帮助失业者重新就业——两种路径的选择，代表着中国发展的两种结果。

     拉动经济要解决好“蛋糕”分配的问题

     对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来说，中等收入陷阱如同一个摆脱不掉的梦魇。在快速发展阶段，几乎每个国家的国民都享受到自己国家“改革开放”的硕果，人人从经济发展中获得好处，但在发展后期，大部分国家都会出现财富向少部分人聚集的现象。这些国家的政府如果不能摆脱利益集团的胁迫，依照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就必然被“马太效应”所左右，必然出现贫富的分化，也就必然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2010年中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偏上国家的行列。中国是成为少数几个绕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幸运国家，还是如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那样跌入陷阱?和这个概念提出时的2006年相比，中国人给出的答案开始不那么确定了。

     随着人口红利的结束，中国经济的要素成本快速上升，比较优势正在弱化，“低工资、低人权、高消耗”的传统发展模式难以为继。从中国经济的最强项制造业来说，企业普遍大而不强，没有成长出一大批创新能力强、品牌价值大的企业。企业普遍缺乏核心竞争力，关键技术靠国外，主要占据产业链低端。与此同时，过于倚重投资驱动，直接带来了资源透支、产能过剩、排放过量、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

     在社会层面上。社会事业与经济建设不匹配，居民收入增长赶不上GDP增长，民生改善明显滞后，“国强民不富”、“幸福指数不够高”是居民的普遍感受。同时收入分配失衡，贫富差距拉大。仇官、仇富等情绪普遍，社会矛盾触点密、燃点低，群体性事件增多。

     相对乐观的是，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与拉美等一些曾经掉进“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完全不同。政治上相对安定，不同阶层之间的裂痕尚未完全撕开，同时，人才总量巨大，本土市场巨大。作为一个幅员辽阔、发展不平衡、市场潜力大的发展中大国，中国仍具备持续增长的基础和条件。

     在笔者看来，这些优势取决于决策者是否清晰的认识到贫富差距的拉大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之间的关系。对这一现实的理解决定了下一步改革的方向和步骤。过多的强调先做大蛋糕，再说分配蛋糕，有可能错失解决“分蛋糕“问题的最后时机。不解决收入分配问题，就不可能解决下一步中国经济的拉动问题。

     让工人和大部分农民进入中等收入阶层

     回顾世界各个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等收入群体的事实是一个不断变化的群体。在工业化的初期，中等收入群体主要是由专业级的知识分子、政府中层以上公务人员以及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所构成。到工业化中期，这个群体扩大到所有的企业管理人员、全体政府公务员和非政府组织从业者、大部分知识工作者、大部分小业主和少部分体力劳动者。到工业化后期，这个群体会扩大到产业工人（包括农民工）和大部分农民这样一个巨大的群体。发展到后工业化时代，中等收入群体会扩大到所有具有固定工作稳定收入的社会阶层。到这个时候，所谓的“橄榄型社会”就真的形成了，目前，世界发达国家基本上是这个样子。

     我在美国参观过一家犹他州的农场。这家农场有四名美国员工。一位是农场经理，大学毕业，现在负责经营整个农场同时也每天下地干活，年薪是7万美元。两名工人，一位是从伊拉克战场上回来的退伍兵，一位是墨西哥来的移民。还有一位是女会计兼文员，他们的薪酬都在3-5万美元之间。我做了一个小调查，他们异口同声的都认为自己是标准的中产阶级，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中等收入群体。

     美国早已进入后工业化社会，当社会进入到这样一种状况以后，虽然依然有巨大的贫富差距，虽然依然有各种社会问题，但产生社会动荡的因素已经基本消除，社会就进入到一个超稳定结构。

     中国现在正处于工业化中期向工业化后期的过渡时代，和上世纪30、40年代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相当。在中国体制优势的背景下，让所有的产业工人和大部分农民进入到中等收入阶层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党和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

      “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镜至明而丑者无怒。”对于我们这个拥有13多亿人口的大国，如何将做好的“蛋糕”公平合理地分配给每个社会成员，是我们必须解决好的大问题。

     和做大蛋糕相比，分好蛋糕要重新调整已经形成的利益格局，因此对制度设计者和推动者来说，需要更大的勇气也需要更高的智慧。而且，勇气比智慧更重要。

更多猛料！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关注锄禾网官方微信(chuhew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