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6-07-12 来源:农民日报
到2020年全面消除贫困,打赢脱贫攻坚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战略目标。在这一战略目标指引下,当下围绕脱贫攻坚的研究和实践成为政策界和学术界的热点问题。中央也相继出台了关于集中连片地区扶贫、精准扶贫、扶贫资金管理、健康扶贫、旅游扶贫、“互联网+”扶贫、“第一书记”驻村帮扶等一系列政策和行动,形成立体式、高强度、针对性强的脱贫攻坚局面。同时,也带动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到脱贫攻坚的实践中去。可以预期,距离2020年不到5年的时间里,中国的脱贫攻坚战略将取得极大成功,不仅会让5000多万贫困人口摆脱现阶段标准下的贫困,而且必将对全球减贫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那么到2020年之后呢?消除绝对贫困人口之后,是不是就不再需要扶贫事业了?显然不是。当前是要集中力量消除绝对贫困,但是也必须看到未来经济发展依然不能消除相对贫困。而从相对贫困的角度去思考未来中国的扶贫事业,重点应该放在哪里?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汪三贵等学者最近出版的《城乡一体化中反贫困问题研究》一书,提供了诸多值得关注和思考的观点。
该书从总结中国30年在农村和城市反贫困的经验和教训入手,对城乡发展一体化发展背景下出现的新贫困人群(农民工、失地农民、留守人群)的贫困现状及其脆弱性做出基本的分析判断,并以流动人口(农民工)为分析对象,深入分析新贫困人群的特征,然后对中国当前的贫困监测体系、社会福利体系和贫困干预政策进行总结。及早开展对新贫困人群的研究不仅对于中国未来扶贫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而且对于中国未来扶贫实践具有不能忽视的现实意义。
以往的贫困度量往往采用收入或消费的单一维度的贫困测量方法,而在《城乡一体化中的反贫困问题研究》中,作者超越收入的视角,从收入和就业、健康、社会融合、社会信任与脆弱性等多个维度对新贫困人群(主要是农民工)进行了测量。这种研究方法上的创新不仅意味着更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新贫困人群的真实贫困特征,同时更为精准瞄准贫困人群、采取精准干预措施提供了更好的理论基础和操作手段。通过多维测量方法,研究发现,无论是与城市居民相比,还是与农村居民相比,新贫困人群都处于更广范围和更深层次的多维贫困。出现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在于城市化对新贫困人群的生计方式产生了方向性影响,而又缺乏足够完善的政策体系弥补新贫困人群生计方式转变所产生的风险。
另一方面,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留守在农村的人群,尤其是老人和儿童的贫困状况也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研究发现,子女数量对老年人的经济贫困和心理贫困都有显著的影响,独居老人陷入经济、心理和健康贫困的风险比相对很高。目前对老年贫困没有具有针对性的监测,需要加强农村老年人贫困状况的测量,对已经陷入贫困或者处于贫困边缘的老年人提供扶持与资助。关于留守儿童,研究采用倾向得分匹配(PSM)的计量方法发现父母外出带来的照料时间减少的替代效应所导致的负向效应远超过了收入增加带来正向效应,留守儿童的营养与健康状况较差。
中国扶贫治理体系需要对不断变化的社会经济环境、对日益增强的贫困监测和扶贫效率要求做出相应调整,建立可持续治理贫困的政策框架。要创造有利于贫困人群的益贫式增长的经济环境、采用更加灵活和实用的贫困标准、减低贫困人群应对气候环境冲击的脆弱性、建立城乡统筹的扶贫瞄准和监测机制、提高扶贫资金和项目的效率,改善扶贫机制、瞄准特殊类型和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书中的建议也都是基于未来发展需要和现实操作可行性提出的一些思辨性结论。
这些发现和思考对于理解当前和未来扶贫事业的重点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脱贫攻坚不会一蹴而就,只有未雨绸缪才能游刃有余、事半功倍,加强对城镇化进程中的贫困问题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理解未来的贫困。从这个意义上说,《城乡一体化中反贫困问题研究》一书值得相关学术研究者和政策实践者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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