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秀林：浅谈影响粮食安全与农业安全的几个根本性问题（二）

三、谁来养活中国

章：具体到中国的粮食安全，这似乎一直是一个全球瞩目的问题。

顾：1994年在全球刮过一次“布朗旋风”。一位名叫莱斯特.布朗的美国人提出一个问题：谁来养活中国？他的书《谁来养活中国》正式出版于1995年。“布朗之问”和那本书引起了巨大轰动，我们至今还能感受到“布朗之问”的冲击力。布朗先生当时领导着一个成立于20年前（1974年，罗马俱乐部报告发布的次年）的小小的“世界观察研究所”， 他本人既是发起人又是所长。他研究生态经济学，从1971年开始撰写可持续经济方面的著作。他一生著作很多。《谁来养活中国》一书使他一夜成名。 [3]

布朗关于农业发展的基本观点，是资源约束论和市场决定论，他的分析框架是市场经济和全球一体化，特别擅长以粮食价格的涨落推论大局。他正确地指出，中国是土地资源和水资源都稀缺的国家；工业化将要和农业争夺紧缺的土地和水资源。据此他提出一个预计：中国日后必有需要大量进口粮食的一天，全球的粮食价格会因此被中国的需求拉高，于是很多吃进口粮的不发达国家将因此受伤害。这就是“谁来养活中国”之问的核心：当中国也要吃进口粮、需要别人来养活时，全世界怎么办？

章：中国最近几年粮食安全问题的发展趋势是怎样的？

顾：1994年至今，时间过去了二十年；“谁来养活中国”已然变成世界主流话语中的一个正式问题；在中国，进口的粮食越来越多，似乎在不情愿地印证那个“布朗之问”。

莱斯特.布朗先生最后一次出现在中国媒体上是2008年。那一年，中国进口转基因大豆已经超过4300万吨，粮食综合自给率勉强保持在90%。布朗向中国媒体说，中国除了应该继续控制人口外，还需要做一个选择：是提高水价，还是进口更多的粮食？因为用地下水灌溉维持农业产量，对于水资源稀缺的中国不利。这个仍属于资源约束论的设问，在逻辑上是有很大毛病的——难道提高水价就不用进口粮食了吗？——布朗的这次访问没有引起什么关注。布朗之问已经成立，而“布朗冲击”早已过去了。

非常不幸的是，从2008年后，中国粮食自给率一路下降，2013年粮食的综合自给率仅85%，创造了自开天辟地以来的最低记录。当年进口转基因大豆达到6340万吨，远超国内农作物总产量10%；进口其他粮食合计1500万吨上下。中国官方干脆把大豆从中国粮食的统计中删除了（根据新《粮食法》，中国农业统计中已经没有大豆这个科目），同时停止了对仅存的大豆集中种植区的收储和支持的国家政策。删除大豆科目这个新政策，轻而易举地提高了中国名义上的粮食自给率，改两个字就有这么神奇的效果。无需做任何努力，中国的粮食自给率又超过90%了。

章：如何认识中国大豆产业沦陷这个案例的警示意义？

顾：中国大豆产业沦陷的战略意义尚未充分展现——中国的农业安全已经被攻破了。转基因大豆的生产和出口大国，按2013年的产量排序是美国、巴西、阿根廷。对照布朗之问，是不是能够说，是美国、巴西、阿根廷在养活中国？至少，是美国巴西阿根廷在维护中国人用油炒菜吃的烹饪传统？再问，今后会有更多的国家来养活中国吗？如果大豆从此在中国不算粮食了，布朗之问是否可以算化解掉了？按照现在的农业政策的路数走下去，中国进口玉米的数量预计还会继续扩大，扩大到某个一定程度，中国是否会把玉米也从粮食科目中删掉？反正玉米绝大部分是用作饲料、燃料和工业原料的，并非直接做食物。

章：“布朗之问”似乎提出了一个正确的问题，但有没有有效的解决框架？

顾：从“资源约束论”出发，预设“中国将养不活自己”，以市场决定论为依据提问：“谁来养活中国”——“布朗之问”的框架，是一个没有历史、没有农民、没有农村社会，也没有农业技术体系的框架，他虽然是研究生态的学者，然而他的农业框架里并没有生态因素。他似乎在暗示，农业可以像工业一样干。这恰好是美国式农业现代化的套路。布朗之问提出的真正问题是：中国能找到一个根本上不同于美国的、安全而且可持续的农业模式吗？解决方案其实是有的，但一定不是规模化、标准化、转基因化，而是正相反。八字宪法是现成的技术模式，新农村、因地制宜，都是熟知的经验，“与时俱进”也是必须有的。更重要的，是清醒的认识和对历史走向的把握。

四、种子民主和食物主权

章：您认为，应该按照什么样的框架来解决当今中国与世界的农业危机？

顾：半个多世纪以来，传统农业日益被改造了，在食物生产上，市场经济的影响越来越深入了，食物的供给却越来越不安全了。全世界对粮食安全（供给量安全）的担忧，一年比一年更沉重了。与此同时，全球的那几家最大的跨国种子公司越来越强大了，种子市场越来越发达了，跨国跨越大洋的大规模种子贸易也蔚然成风了。粮食和食品公司都越做越大，农业技术越来越现代化和标准化，但是农业安全和粮食安全问题不仅得不到改善，问题反而显得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了。

与市场大趋势和主流发展经济学话语相反的话语、话题开始出现了。最强有力的设问，是食物主权和种子民主。拉美的农民组织“农民之路”，于上世纪90年代提出“人民食物主权”理念；2008年在《国际农业知识与科技促进发展评估(全球报告)》中，首次出现了“食物主权”(food sovereignty) 一词。该《全球报告》由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银行邀请数百名专家，历时数年磋商研讨而成，对食物主权下了一个这样的定义：它是“人民和主权国家以民主方式自行决定农业及粮食政策的权利。”同年，包括中国在内的58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认可并签署了《人民食物主权宣言》。 [4]

章：在当前世界性的粮食危机背景下，“人民食物主权”理念有什么样的意义及价值？

顾：人民食物主权这个命题本身来自底层，它所针对的是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市场模式和相关理念。在市场经济全球化势如中天之时，这个设问本应属于“政治上不正确”，却居然在资本主导的、如洪流一般的全球化中，在利益垄断日益成功的大局中，得到了多方回应，甚至逐渐被更多的社会阶层认同，进而开始有实力对抗主流话语了。这决不会是没有原因的。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从被改造了的传统农业和高歌猛进的现代化农业进程中，出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带有很大的紧迫性。

“人民食物主权”这个命题，重申了没有权势的穷人也应该有的生存权。但是，市场经济是今天的主流趋势，如果用市场经济的眼睛去看“人民食物主权”这个命题，它只具有半个合法性——不是让市场全权负责解决食物的供给了吗？有钱吃饭，没钱别吃饭，在市场经济中只能是这样。但是“人民食物主权”和种子民主这两个命题被提出来，强调穷人特别是传统的小规模农民应该有生存权。这是一个反市场的命题，其背后的理由是：传统的农民特别是小农，对于人类的生存安全具有特殊的重要功能——这就是：他们手中握着农作物品种体系的多样性。生物多样性是生态平衡的前提；生态平衡是人类安全存续的前提。于是，被认为最落后、最不能为经济增长做出具体贡献的传统农业部门，现在被认识到，是最应该得到重视和保护的部门。

章：就长远战略而言，如何保证中国的粮食安全？

顾：从长期可持续的意义看，农业的发展和农业的安全，需要一个市场以外的、先决的基础条件：在生物物种多样性基础上的生态平衡。生态平衡，是农业安全的最终保证。粮食安全的保证，来自于农业的安全——倒过来说，只有保证农业安全，才能保证粮食安全：要实现和保证粮食供给量的安全，就不能没有一个健康的、平衡的、兴旺的地球生态环境，加上一个传统农作物品种体系的多样性，为农业的安全“背书”。

章：请您再具体分析一下，农作物品种的多样性与粮食安全的关系是什么？

顾：有史以来，一直都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在创造和维护农作物品种的多样性。这个事实像空气一样存在，所以会被彻底误解，甚至完全被忽视。仅当21世纪的生物技术大公司试图垄断种子之时，当大公司有能力通过转基因技术来实施垄断时，我们才看懂，失去作物品种的多样性是很容易的，并且已经快要实现；而品种单一和标准化的农业，是绝对不安全的。1845~1850年爱尔兰土豆因晚疫病而腐烂，导致总人口800万的爱尔兰饿死100万人，逃亡移民200万人。而造成土豆疫病爆发的唯一原因，就是品种的单一化；在土豆的故乡南美洲，“土”著人从不搞单一种植，所以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横扫天地的植物病害和大规模饿死人的人间灾难。

种子的多样性既是大自然的赐予，又是亿万农民的选育成果。从商业、现代技术、资本利益的视角去看小农手中的传统农作物种子，无论怎么看，也看不出有什么必要去保护那个很土的多样性，而且商业利益看到的是：只有消灭那个多样性，才会有种子公司的业绩和商业成功。在一个完全现代化和标准化的农业系统中，即使还有人想保护农作物品种的多样性，可能也是做不到的。市场经济的本性和商业化种子公司的本性，会引导它们去消灭多样性。

章：这是否意味着，中国长达几千年形成的传统农业模式有非常大的合理性？

顾：完全正确。而且，多样化的种子体系和传统的小农永远是一体。哪一天传统意义上的小规模农民被消灭光了，这个农作物的种子体系的多样性，作为人类的共同财富，一定也会随之而消失。没有一个数量足够多的具有多样性特征的传统式农民群体，农作物品种的生物的多样性，是不可能维持、不可能存在下去的。经济全球化中农作物的种子全面商业化和垄断化，对于人类来说，已经构成了一种巨大的生存危险，在不知不觉中，这个危险已经走近我们。在中国，虽然还有超过四亿农民，然而在种子公司的蓬勃发展面前，传统的农作物品种的多样性，正在像三伏天的冰棍一样融化，几乎只剩一根棍了。

因此，承认传统小农生存下去具有合法性、合理性，承认他们对农作物的种子具有天赐的民主权力，用国家政策保护他们的存在，是保证农业安全、粮食安全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大政策。中国的农民人数众多，一直令农业经济学学者头疼，其实这是中国立于不败、不亡之地的永久保障。美欧发达国家中99%的人口住在城市，1%的人当农场主、雇人开机器种地，几乎每一个人都通过超市买卖食品，一切产品都标准化，农业种子的生物多样性很低，长此以往是有危险的。如果所有的国家都实现了美国模式的现代化农业，全人类的生存就会面临最大的危机。

五、保护传统农业

章：为解决当前中国所面临的农业危机，中国的农业政策有哪些值得改进之处？

顾：从《改造传统农业》发表以来，农业发展的理论研究，无论是主流发展经济学，还是经济全球化，都错误地理解、错误地诠释了传统农业和小规模生产的农民。而且它们都不懂或者忽略了生态安全和农作物品种体系多样性的极端重要意义。受到这个有偏的理论模式的影响，在中国农业政策的视野中，也逐渐不见了农民和农村社会，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安全问题，也基本上被忽略了。农业政策的决策思路不仅被资源约束论、市场决定论主导，还包含了更严重的“技术决定论”错误。国家农业政策的表述重点，几乎成了对特定技术的辩护，例如最近连续几年的“一号文件”都非常不适当地把争议极大的转基因育种技术单挑出来，给予过头的政治支持。事实上，转基因农作物的开发项目，早已在国内院校院所甚至种子公司到处立项遍地开花、快马加鞭大推进，形势已经出现失控，而国家农业政策竟然无视其巨大风险，反而去给失控的局面火上浇油。

除了对转基因技术的过分支持以外，近年来我国的农业政策甚至不再考虑保护农民的事情了。例如政策不适当地强调规模化种植，鼓励超大规模经营，甚至要搞职业农民农场主、甚至要搞农民持证上岗去种地——其实这都是非常错误的。农业的安全，不仅需要生态安全（如上所述），同样需要一个安全的农村社会环境和经济环境。农民的生产行为，不仅仅是对市场的回应。任何时候任何国家的农业政策，都应该保护易于受伤害的农民和农村，特别是今天，当资本下乡的势头很大，而对于资本却没有制衡机制的时候，特别是由于牟利的资本不懂顺天时和量地利，只知投资要回报、只知依赖一两种强大的技术手段，资本的急功近利和短视的商业冲动，是不会去考虑保护传统农业和传统农民的要求的，就像种子公司不会保护传统农作物品种体系的多样性一样。

章：中国农业的真正出路在哪里？

顾：这个题目太大，一言难尽。至少，为了能有效地保护尚存的传统农业，国家的农业政策也应该设计制衡资本的对策，但是技术决定论和市场决定论的农业政策系统，是无能制衡资本的。回望和反思建国后创立的集体化的农业经济模式，现在可以看出，只有它才是有可能制衡资本下乡侵略传统农业体系的那个制度模式，也是最有可能继承传统农业优点的现代组织方式。不幸的是，它已经被取消30多年了。本人现在才醒悟到，集体农业制度可能是历史上最具有建设性的、最深刻的、真正的制度创新尝试。

章：西方舆论对中国建国初期农业集体化尝试的否定性意见居多，您如何看待这些问题？

顾：当然在初建之时，没有哪一个制度会是完善的。新的制度需要一个成长的时间和机会。历史悠久的传统农业和农民，同样需要自我更新和继续成长。正如毛泽东 1964年12月13日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中所说的：

“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其所以是错误，因为这些论点，不符合大约一百万年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也不符合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自然界（例如天体史，地球史，生物史，其他各种自然科学史所反映的自然界）的历史事实。”

章：顾教授，您这一次谈了很多石破天惊的观点。在当前中国思想界异常复杂的背景下，或许会带来不少的争议。另外，一次访谈，也难以让您将自己的观点充分地展开。但在我个人看来，您的这些思考是慎重的、深入的，您所谈到的许多问题也是切中要害的。非常感谢您接收此次访谈，祝您身体健康，在工作和研究中取得更大的成就！

顾：谢谢！

[1] 位于云南师宗县五龙乡的平寨村是一个壮族山村。

[2] 转基因的大田农作物——抗虫的转基因大豆在美国、南美洲大规模商业化种植，始于1996年。三年后的1999年，美国国际开发署官员戈登. 威廉宣布，第二次绿色革命开始。

[3] 布朗创建并领导世界观察研究所，是一个“独立的国际性研究机构”，于1974年成立。其宗旨：鼓励与环境相结合的可持续经济发展，重点关注能源，水资源，农业和政府管辖等主题。

[4] 人民食物主权宣言，来源：中国农业现代化网络论坛。见：http://a686868.blog.163.com/blog/static/184182073201392021502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