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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书告诉你转基因利益集团如何扭曲真相

时间：2016-04-02 来源：转基因观察

编者按

人民食物主权曾对美国著名律师德鲁克《改造基因、扭曲真相》一书进行过推荐。今天的作者引用文中丰富坚实的材料，揭示了在过去几十年中，转基因技术是如何通过败坏科学、蒙蔽公众的方式才获得发展，更展现了政府食品监察部门为了帮助基改作物上市如何无视法律、误导大众的蹊跷过程。

正文

了解转基因的生物技术是一种什么样的“科学”, 不可不读的一本书是《改造基因，扭曲真相：改变我们食物基因的冒险怎样败坏了科学、腐蚀了政府、有系统地蒙蔽了公众》(Altered Genes, Twisted Truth ：How the Venture to Genetically Engineer Our Food Has Subverted Science, Corrupted Government, and Systematically Deceived the Public) 。这本书2015年出版。作者德鲁克博士(Dr. Stephen Druke)是美国著名律师。1998年，他和9名科学家就基改食物如何通过美国食品安检进入市场一案，将美国食检署（FDA）告上了法庭，迫使食检署交出了所有涉及基改作物上市过程的档案材料。在这本书中, 经过15年潜心研究的德鲁克终于把这44000页档案所包含的真相公诸于众。他用丰富坚实的材料，揭示了在过去几十年中，转基因技术是如何通过败坏科学、蒙蔽公众的方式才获得发展，更展现了政府食品监察部门为了帮助基改作物上市如何无视法律、误导大众的蹊跷过程。此书获得很多著名科学家的盛赞，联合国和平大使、著名生物科学家珍妮·古道尔(Jane Goodall) 誉之为近50年来最重要的一本书，称赞作者是“时代的英雄”。

全书14章，每章都有助于读者了解转基因的来龙去脉，看透转基因的“科学”迷雾，明了生物技术作为一门学科的特点，以及它和人们心目中追求真理的“科学”之间的不同。下面略举几例分享读者，表达不确切之处由笔者负责。

不可逆料，后知后觉

德鲁克让我们看到，产生于上世纪30年代的生物科技带有其深刻的内在矛盾性。作为一门“科学”或不如说一个学科，它的创始人力图把复杂的生命现象归结为一种简单精确的、单一化的、可由人类智能来预计和操控的、可排除一切意外可能性的系统。但实际上，在这个学科领域里技术实验却激发着生物界最不自然、最无法逆料的意外可能性，而它对自身带来的危害在很大程度上是后知后觉的。这是因为，转基因技术不仅是把一个外来DNA人为地嵌入某个植物的基因而已。它所引发的是一系列后果难测的化学反应。

1989-90年，美国发生了一场名为 EMS 的疫情。这场瘟疫波及4000-5000人，葬送了好几十人的生命，另好几百人致残。研究者们在追查原因时发现，起因是一种食用色氨酸（L-Tryptophan）。色氨酸本是无毒无害的，而且已有15年以上安全食用历史，何以突然引起中毒？多份研究寻根溯源的结果，线索指向一家日本药厂。这家药厂制造的色氨酸略有不同，它多携带了一副基因。为了增产，厂家把色氨酸的基因经细菌引导复制给它本身，却没想到这个小小的动作给色氨酸带来了始料不及的毒性。基改色氨酸，是基改技术还没进入食品行业前的第一个产品。

为什么色氨酸只是基改一下就出了问题？因为嵌入的基因人为地造成细菌体内某种化学物质的增多。细菌和植物是依靠化学物质来进行自身防御的，一旦细菌和植物的内在系统被打搅，它们会对潜在的侵犯者施放各种化学毒物，与之展开一场危险的“化学战争”。至于什么细菌或植物会释放出什么毒物并没有普遍规则可循，无法预计和预防，也很难做出全面的研究，因此其后果难料。比如它们在被嵌入某个基因后可以释放出以前没发现过的新毒素和新过敏源，转基因色氨酸的情况就是如此。那些外来基因也可以在新肌体中增大恶性程度。因此每当我们迫使细菌或植物过量产生某种物质，即使那是它本来就有的，都会产生始料不及的毒物。就算基转技术后来可能轻松应付了色氨酸病菌，它新研发的产品个个都可以是当年的色氨酸。

真正的问题是，20多年过去了，美国公众却并不知道基转技术曾经涉嫌一场死亡几十人的瘟疫，甚至很多美国科学人士也至今蒙在鼓里。

被埋没的第三方评审

德鲁克从档案中挖出的重大发现之一，是一份被埋没的科学评议报告，一份写于1990年代初、对基改食物是否能够安全投放美国市场的科学评审。原来，1990年，美国食品药品检察署组织了一个科学团队对尚未进入市场的基改食物做全面评审。这是对基改食物安全性的首次第三方评审（第三方指在经济和其他方面和基改部门本身没有关联），参加评审的科学家们来自美国食品检察局的各个科研机构，代表从毒理学到微生物等各个部门最中坚的科学实力。因为涉及到养殖动物的食物安全这种重大问题，评审团队显然做了仔细的考察。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那就是基改技术和传统育种方式完全不同，（由于基改导致化学物质的不可控性），基改食物将导致一系列新风险的发生。他们清楚指出基改食物不是安全食物，每种产品会必然带来一系列独特问题。因此报告强调，每种基改食物都必须经过长期仔细繁琐的检验，必须建立统一全面的检验标准，然后再做是否投放市场的考虑。他们把一致结论送到美国食检署，由食检署决定是否上达更高部门，却从此石沉大海。如果不是因为德鲁克调出了美国食检署的档案，这份评审报告可能根本见不了天日。

德鲁克的书重申了一点，即科学界从来没有一致同意基转食物的安全性。美国食检署官员致加拿大健康协会的信中写得很明确，科学界对基转食品的安全性并没有任何共识。很多著名的科学机构和团体，如加拿大皇家科学院、澳大利亚公共健康协会、著名医学杂志Lancet、英国医学学会都对基转食物的无害性提出过异议。很多著名科学家公开反对基改食物的安全性。分子生物学家David Schubert 就指出，没有一种基改食物是安全的，我们都是这场基因改造大实验的被实验者。就在2015年1月，300名科学家还联名签署了发表在一份匿名评审刊物上的文章，题目就是“科学界对基改并无共识”。

美国食检署的渎职

读完第三方的评审报告，再来看美国食检署的决策，德鲁克被完全震惊。1992年5月，美国食检局发表了一项有关政策，说“检察署没有收到任何信息证明基转食品与其他食品有什么重要不同”(The agency was not aware of any information that foods derived from genetic engineering differ in any uniform and meaningful way from other foods) ，而且还不顾事实地宣称，科学界一致同意被检测的基改水果是安全的。检察署公报给公众的印象是，由于基改安全性得到科学家们的普遍承认，根本就没有必要对基改作物进行个别检测。也就是说，食检署完全否认了它自己的科学团队对基改作物的评审报告。和报告建议的完全相反，食检署对基改作物没有做出任何约束。德鲁克指出，这个决策不仅违反了基本的伦理标准，也违反了美国食物安全法规。因为根据美国法律，任何包含新添加物和基转因素的食品，如果其中的添加物没有在1958以前安全食用的历史，都属于不安全范围，都要经过严格检测。这些食物的生产厂家必须根据法律为每个基改食品提交高标准的安全证据，才能进入市场。但是为了支持基改，食检署不仅有意地无视这个法律，甚至容许任何基改厂家不经通报就把产品直接上市。

也就是说时至今日，没有任何基改食物经过美国政府部门的任何测试，连测试的程序都没建立。2013年欧盟第一次提出对基改食物进行测试，但测试程序还没有达到美食检署的科学团队和加拿大皇家科学院早在90年代初就已经提出的测试标准。而且，没有任何一种市场上的转基因食品是经过第三方检测的。受到检测的只是孟山都等公司产品自我检测的技术和方法，并不是市场上的转基因食物本身。（然而即使是第三方对孟山都自我检察方法的观察，就已经发现了癌症的证明。关于这个发现详见人民食物主权网视频）。

据德鲁克分析，食检署这样做是有目的地支持和推广美国的生物技术，他们甚至不惜破例放弃对基改食物的检测以免有损美国生物技术的形象。但正如他指出的，做出这个决策是一种渎职行为，是生物技术的科技特权延伸到政府部门的结果。正是这个奠基性的决策，一方面使基改食物在过去四任总统期间一直享有特殊待遇，另一方面造成了全球性的恶劣后果。号称食检严格的美国对待转基因食品的态度，间接造成了基改食品在加拿大、部分欧洲国家乃至全球范围内的通行无阻。

科研自由还是公共道义

德鲁克根据有良知的科学家们所提供的材料，通过对分子生物（molecular biology）和基因技术（biotechnology）早期历史的寻访发现，转基因技术能够发展到今天，和这两个领域的某些科学家对政府和公众有意识欺瞒密切有关。

由于和生命及生态直接相关，这两个领域本身就是敏感的、考验科学家和研究者灵魂的领域。诺贝尔获奖者哈佛生物学家George Wald 就曾警告说，转基因技术对自然的干扰不仅是科学史、而且是地球的历史上史无前例的。但为了防止政府和公众对基因技术的规范，一些挺基改科学家选择隐瞒真相，乃至颠覆科学的原则和道义。

源头要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初，将基因从细菌精确切割出来并任意嵌入另一肌体的技术变成了现实，令美国上下举国哗然，也使很多科学家们感到责任的重大。这个领域进行的危险实验一旦漏出实验室，将给人类和生态环境造成不可想像的灾难和疾患。出于社会责任感，一些科学家联名写信，建议国家科学机构（NSI）设立相应的约束性条例。美国家科学机构及时颁布了对基因实验的严格规范和资助范围。同时，公众对基改工程也议论纷纷，不知它将带来魔鬼还是天使。在这种情况下，一些生物科技的支持者试图阻止基改研究规范的落实。他们也许真的相信基改可以给人类带来福祉，但采用的却是连自己也承认的政治手段 (political strategy)，比如他们开始统一口径地在公众和政府面前美化基改工程，把它伪装成是自然育种的延续，乃至有意掩盖科学家之间在重大问题上的分歧和辩论。

撤销了的立法提案

1976-78年，基改支持者们对政府和公众的欺骗终于打破了科学和道德的底线。当时，美国数位议员向国会提出有关生物科技的立法提案。这些为了保护生命和生态安全的提案被一些基改科学家看作是对学科的“打击”。他们先是通过以评估基改技术安全的三次会议，继而通过虚构证据，继而通过游说和公关来传播“基改无害”的“科学”舆论，连蒙带骗地迫使议员撤销了最有可能通过的立法提案。

这期间，挺基改人士把三次本来是评估基改技术安全的科学会议变成了商量内部对策的场所。第一次会议将基改技术的几种生态危害放在了一边，集中讨论的是E Coli K-12菌种可否保证基转实验的安全性。这种细菌自1922年就已在实验室环境存在，退化得无法对嵌入的基因有任何强烈反应，被与会者看作是即使漏出实验室也不会引起瘟疫的安全菌种。虽然与会的都是挺基改人士，他们对基改技术的安全性仍然有很大分歧。有人指出，嵌入K-12 菌的基因可以在真实环境里传播到其他有机体上，所以并不安全。然而，这些争议在大会主席写给美国基改顾问委员会（RAC）的报告中完全没有提及。相反，他强调与会科学家“一致认为”基改引发瘟疫的可能性“极其遥远”。第二次会议上，嵌入K-12 菌的基因可在其他有机体引起瘟疫的问题重新引起了辩论。然而，会议主席写给国家健康署（NIH）的信中再度略去了基改技术可能的危险，重申了瘟疫的不可能性。几个月后的第三次会议进一步加深了这种错误印象，会议主席一如既往地在报告中略去了分歧，强调大家“一致认为”复制DNA会引起疾患可能性极小。如此重要的三次会议，主持者们一再重复了同一个不实之词，操纵了公众对基改的印象。

不仅如此，基改技术支持者们还通过“策略性的实验”，来构造基改技术安全无害的“实证”。两所大学的科学家 Rowe 和Martin领衔操作他们自己都承认是“为纽约时报而做”的实验。在人们记忆中，他们第一次用实验全面提供了基改无害的实证。但细看这个实验的过程，却难以得出基改不会带来瘟疫的结论。他们并没有处理其他科学家得出的相反实验结果。他们的实验甚至没能像预想的那样用E Coli K-12菌做导引，而是把外来基因嵌入到另一个已经被人为“去能”(disable)的更弱的菌种，从而变成了一场不同的实验。然而，这个应算是无效的实验结果，却不妨碍两位科学家对媒体异口同声地肯定基改技术“绝对安全”（perfectly safe）。

这些会议和实验的不实信息成为分子生物和生物技术领域的挺改人士用来游说造势的‘新证据’。他们利用在美科学家协会、大学和其他科研机构中的重要地位以及人们对科学的尊重，对提议立法的议员进行游说，并左右媒体和公众舆论。在种种舆论和游说压力下，肯尼迪议员不得不撤回他呼声很高的生物技术立法提案。

德鲁克引用了科学史家苏珊·莱特（Susan Wright）评论：“这些只能说明，这些科学家们主要关心的既不是公共安全，也不是科学的严谨性。实际上，关于基改的争论展现了完全不同的一回事：这些科学家一直强调的是当他们的研究自由和公众的需要出现冲突的时候，他们的自由应该放在公众需要之先.。(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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