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大昉：一些人肆意诋毁科学、抹黑科学家、攻击政府决策｜转基因安全：泛科学主义智障下的谎言

时间：2015-12-18  来源：  作者：子雲

摘要：“由于主管部门的积极引导，科学界和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努力，国内理性认识和支持转基因发展的正能量正在上升，社会舆情逐步有所转变。”近日，在转基因科学传播座谈会暨“新语丝科学精神奖”颁奖仪式上，获得本年度“新语丝科学精神奖”的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黄大昉表示。

“转全鱼生长激素基因”黄河鲤（左）及其对照鱼图

而最近关于转基因食品的社会舆论被一条鱼所吸引。不仅仅是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批准的由Aquabounty公司研发的、作为人类食物用途的AquAdvantage转基因三文鱼，而且我国科学家培育出的、尚处于封闭管理的转全鱼生长激素基因快速生长的鲤鱼也在争抢人们的眼球。

转基因动物产品第一次被批准进入人类食物链，是否会跃上中国人的餐桌？

技术在前产业在后

习近平总书记曾明确指出“要大胆创新研究，占领转基因技术制高点，不能把转基因农产品市场都让外国大公司占领了”，强调了当前推进转基因产业发展的紧迫性。

“有了好的转基因产品，如果不去积极推进产业化，在激烈的科技和市场国际竞争中，我们仍会陷入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黄大昉表示。

玉米是我国第一大作物，尽管近年来因种植面积扩大，产量有所增加，但因生产方式落后、生产成本不断提高、玉米价格倒挂，进口数量仍在节节攀升。专家普遍认为由于饲料和深加工发展的刚性需求，从长远来看玉米仍会出现较大供求缺口。

黄大昉认为，“破解这一难题需要采取综合措施，但从根本上讲还要依靠创新驱动发展，提高产品的竞争力”。

他解释道，我国玉米种植面积5.45亿亩与美国5.5亿亩接近，总产量却比美国少三分之一，主要原因在于美国玉米单产水平高达600公斤/亩，而我国仅400公斤/亩。“美国采用转基因技术，结合其他先进育种手段，仅用了十多年时间就使玉米单产提高了30%，充分显示出生物育种创新推动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强大活力。”

黄大昉指出，如果我国大力加强玉米科技创新，积极推动转基因玉米产业化，也完全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大幅度提高玉米单产而满足消费增长需求。

在技术方面，我国转基因玉米研发已获得两项重大突破：植酸酶玉米可提高饲料磷养分利用率30%，减少环境畜禽粪便磷污染40%，从源头上有效治理蓝绿藻等生态污染；抗虫、抗除草剂玉米可减少化学农药用量80%，显著降低玉米中黄曲霉、镰刀菌等真菌毒素污染，并为玉米间套作、机械化等先进耕作方式的实施创造有利条件。

前段时间美国转基因三文鱼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而中国早在32年前就有转基因鲤鱼问世。“实际上双方所采取的技术非常相似，就是转入那些促进生长的基因，而且这种基因都来自鱼或其他生物。”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朱作言表示。

1983年，朱作言带领团队将重组人生长激素基因导入鲫鱼受精卵，培育出了快速生长的转基因鱼。在此基础上，他又于1991年构建了全部由中国鲤科鱼类基因元件组成的全鱼基因构建体。2000年，转基因黄河鲤鱼通过中试鉴定。

由鲤鱼肌动蛋白启动子驱动的草鱼生长激素基因导入黄河鲤受精卵，获得的转基因黄河鲤生长快，且饵料转化效率高。在同等养殖条件下，转基因鲤鱼平均生长速度比对照黄河鲤快52.93%~114.92%，当年就可以达到上市规格，缩短了一半的养殖周期，降低了养殖成本和风险，同时大大降低了劳动强度。

中国的转基因科技创新能力和研究成果并不比其他国家落后，而在产业化之路上却是姗姗来迟。就像这条黄河鲤，至今“养在深闺人未识”。

观念滞后与“慎重推广”

“转基因是一项新兴的生物技术，转基因安全是一个属于风险评价范畴的科学问题。对于这种新技术，公众因不了解而担心，有些专家因不熟悉而质疑，这些都是科学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现象。”黄大昉表示。

他说道：“然而，一些反科学的组织和人士认为有机可乘，便打起警惕科学维护民意等旗号，肆意诋毁科学、抹黑科学家、攻击政府决策，一下子把转基因推到风口浪尖。以致不少人避之唯恐不及，许多不明真相的老百姓更为虚幻的恐慌所左右，社会上一时间闻转色变、谣言四起，乱象丛生。”

正囿于此，中国政府对待转基因的态度一直强调“慎重推广”，相关的政策法规也迟滞不前。事实上，现行转基因生物研发管理的相关法规建设滞后于科学研究的发展，目前中国没有明确的转基因动物和转基因作物的品种审定的法规条文，这直接制约着转基因的产业化。

黄大昉表示，既然是现在的条例有问题，就应该积极推进修改。

中国科学科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生物学研究中心高级工程师姜韬表示，在中央制定了方针政策以后，政府职能部门往往总是重复方针政策，而不是出台贯彻落实的具体细则。科学家们眼巴巴地等这些部门告知现在哪里不慎重、如何做才是慎重，缺乏任何建设性的指导意见。这让科研队伍不知所措。

经过深入全面的研究，从科学角度而言，性状优良、营养食品安全、生态系统安全、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三倍体转全鱼生长激素基因鲤已经具备了产业化应用条件，却始终未能一跃龙门。

“遗憾的是，由于国内在转基因生物育种产业化推进上的摇摆和退缩，这个几乎到手的金牌又让给了别人。”黄大昉说道。

他表示，转基因玉米研发成果均有自主知识产权，研究达到国际先进或领先水平，产品已获得安全证书或进入生产试验，完全能够确保安全。但目前转基因玉米的产业化仍然是个未知数。

黄大昉认为，“中国转基因科学研究能否冲向世界，关键要看管理部门的科学判断和决心”。朱作言表示：“转基因产品能不能产业化，更重要的是政府的决策。假如政府有关部门缺乏科学判断，没有对创新产品的理解和前瞻，也就不可能有勇气去推动。”

中国协和医学院教授王晨光建议，科学问题需要主流科学界为政府提供建议，供政府决策。政府在推动转基因技术和产业化方面应该立场坚定，不能有任何含糊。转基因农业领域的知情权诉求可以去听，也要表示出尊重，对这种权利也要支持，但是对妖魔化转基因的言行一定要进行打击。

附：

转基因安全：泛科学主义智障下的谎言

作者：王世保

作为现代生物科学理论的前沿，转基因技术对于人类的生命健康和生存环境安全吗？如果让那些长期从事转基因技术研究的生物科学家来回答这个问题，无疑都会给出肯定的答案。这种自我肯定的文化现象同样会发生在半个世纪以前的化学家或者化工专家群体身上，他们也会坚定地相信自己在实验室里制造出来的化学物质只会对人类有益，不会对人类生命健康和生存环境造成任何伤害。

可现在看来，那些长期被大量释放到自然界中的化学物质已经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甚至给人类带来致命的健康危害和生命威胁。以此类推，现在这些笃信科学的生物学家在实验室里制造出来的基因如果被释放到自然界中又何尝不会成为“化学垃圾”的变种？

一、泛科学主义的智障

转基因安全，不管是转基因食品对于人类的生命健康，还是转基因农作物对于人类的生态环境都是如此。生物科学家和科学主义信徒们所持的这种观点，与其说是基于严格的生物毒性实验和安全性评价试验，不如说是源于对科学宗教般的信仰，即科学就是真理，所有的科学技术都是有益于人类的，而人类是必须接受的。我就将这种文化独断的现象称之为泛科学主义的智障。

泛科学主义的科学家，就像那些堕落成为泛性主义的性学家罔顾道德约束将所有的性行为都视为合理正当的一样，他们将所有的科学理论都视为真理，并认为自己研究的科学理论及其衍生出来的实用技术都是有益而无害的。这种非理性的信仰既是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和价值肯定的体现，也是对科学绝对的信任与忠诚。他们忠诚于科学，忠诚于科学研究，忠诚于科学研究成果，更加忠诚于科学研究成果在资本市场的应用。

泛科学主义的智障严重局限科学家们的思维和自我意识，使得他们排斥所有对自然的非科学认知，不能对自己的行为和理论进行有意识地反思和理性批判。

二、安全性评价的局限

最为推广转基因技术的生物科学家所津津乐道的转基因安全的证据，就是转基因食品在上市前进行的毒性实验、安全性评价试验，他们认为所有这类实验和相关文献都证实了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其实这类实验只是他们的自我安慰，也是根本不可靠的。

   转基因安全评价试验设计的局限性

现阶段对于转基因安全性的评价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转基因食品对人体健康的安全性评价，另一方面则是转基因农作物对周围生态环境的安全性评价。前者的评价采用的是西药的安全性评价方法和标准，而后者根本无法设计有效的实验，因为影响自然环境是缓慢的过程，试验周期长，且存在诸多不可控的变量，只能通过长期自然环境观察与监测才能判定。

即使被生物科学家所笃信的西药安全性评价方法也是漏洞百出，难以证明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我们知道西药新药上市前都要进行急性、长期和特殊毒性实验（包括致突变、生殖毒性和致癌三项实验）以及临床安全性评价试验。毒性实验均是拿动物做的，且不说动物的肌体与人类的肌体有着很大的区别，比如有的药物可能对动物有营养作用，而对人体却有着显著毒性；而特殊三项实验都是需要经过长期的药物作用才能发现，并且不同的体质也会有不同的结果。临床大样本对照试验看似扩大了试用人群范围，但是相对于长期普遍的临床应用，还是无法及时发现因个体差异导致的毒副作用。许多被安全性评价试验通过的西药新药，一旦投入市场后，其对人体的毒副作用就逐渐突显出来，有的则直接被淘汰出医疗市场。西药的安全性评价如此，何况是转基因食品？

   商业利益驱动下的安全性评价作弊

   西药安全性评价存在着客观的局限性，也存在着主观的局限性。所有开发成功的药品都会进入资本市场，去为资本增殖服务。恰是在资本利益的驱动下，有些企业为了保证自己研发的新药能够尽快上市，就在毒理学实验和临床评价试验阶段作弊，消灭证伪的实验数据，以便顺利通过安全性评价。西药研发如此，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评价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即使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药品毒性实验和临床安全性评价试验，也不能在短期内有效发现那些上市药物的毒副作用。如果说这些有着毒副作用的药品危害的只是微众，那么有着安全性风险的转基因粮食则会让更大范围的人群去接受长期毒害。

三、化学垃圾污染的类比

   我们如果无法在短期内通过毒性实验和临床安全性评价试验去证实转基因的安全性，那么通过将其与化工食品对人体健康的危害以及化学垃圾对自然环境的污染的类比就可以得出最终的结果。

为了对初级农产品实现价值最大化，世界各国都鼓励食品加工企业利用谷物、肉类和化工原料制成各种各样的化工食品，比如油炸方便面、火腿等。这些颜色亮丽、口味极好的化工食品，在上市初期受到人们极大的欢迎。但随着这些食品被长期普遍食用，人们逐渐发现它们对自己的健康有着诸多危害，有的会引起肝损伤，有的则会致癌。这些加有大量化学原料的化工食品成为了损害人们健康的“垃圾食品”。

加有化学物质的食品能够危害人类的身体健康，而那些被制造出来释放到自然界的化学物质，则会带来无机界自然秩序的破坏与混乱，比如水污染和土壤污染，继而损害人体健康和破坏生态环境。化工技术对人体健康的毒害以及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也是经过长期的应用过程中逐渐显现出来的，生物科学家所极力推广的转基因技术也应如此。就像化工技术制造出来的化学物质成为毒害人体健康和破坏生存环境的化学垃圾一样，转基因技术释放出来的基因同样会带来生物秩序的进一步混乱和破坏，继而成为毒害人体健康和破坏生存环境的基因垃圾。

人类的生存环境已经很脆弱，我们已经生活在这样的状态下：为了生存下去，我们不得不忍受着日益加剧的各种化学垃圾对环境的污染和对生命健康的毒害。我们就像那些吸毒者在明知毒品会逐渐吞噬他们生命的情况下还必须依赖毒品来延续苟延馋喘的生命。

人类要想可持续性生存下去，就要逐步摆脱对这些化学垃圾的依赖，而不是进一步去接受生物学家制造的基因垃圾，继续去污染自然环境和毒害我们的健康。

人类要想实现可持续性生存，就必须对新兴的科学技术进行伦理审查，对于那些给人类将会带来潜在威胁的技术，不管其对资本有多么大的增殖价值，都要让其局限在实验室里。

二十二世纪的科学，将会成为科学家们在实验室里进行自娱自乐的智力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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