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5-10-29 来源:
当时,种业所面临的核心问题是品种创新能力不强。跨国种业的育种科技已经全面进入“分子时代”,我国大多还处在“拿眼瞪,用脚踹,一把尺子一杆秤”的传统育种阶段;国外育种模式已经是“工厂化”运行,批量育出新品种,我国还是“课题组”、“小作坊”生产,新品种研发更像是“买彩票”。
但与之相悖的是,我国却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育种队伍,成果水平和数量已经接近世界一流水平,但这些成果不少却在发过论文、评完职称后束之高阁,被称作“铁皮柜里的成果”。
在此同时,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压力日益增大,转方式调结构的要求愈加迫切,都对农业特别是种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强调,在我国不断增强的资源环境约束条件下,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要切实突出种业基础性战略性核心产业地位,建设种业强国。
民族种业到了一个危中求机、不进则退的关键当口,急需一场新的变革来化解更深的矛盾纠葛,释放更大的改革红利。深化种业体制机制改革、提高种业创新能力迫在眉睫。
2011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意见》,这个在业内被称为“8号文件”的意见成为近年来种业发展最重要的纲领性、指导性文件。随后,2012年、2013年国务院办公厅相继印发《全国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规划(2012-2020)》、《关于深化种业体制改革提高创新能力的意见》等,一系列重要文件密集出台、力透纸背,深化种业改革的大幕开启。
这些改革文件对未来一个时期民族种业的发展方向和实现途径给出了清晰的指引,首次提出建设“种业强国”的战略构想,并旗帜鲜明地要求“以企业为主体”,在商业化育种中起到主导作用,科研单位将逐渐向基础性、前沿性、公益性研究转型,发挥两者优势,实现双轮驱动。
“深化种业体制改革,要坚持问题导向,破除阻碍种业发展的‘藩篱’,着力解决种业创新与农业生产‘两张皮’的问题,加快培育生产急需的突破性新品种。”农业部部长韩长赋指出。
改革成为一种共识,一套跨部门、跨领域的政策支持体系和组织体系构建起来。各级财政加大投入力度,支持资源发掘、品种培育、技术研发、种子生产和管理部门条件能力建设;金融税收部门出台贷款和税收优惠政策,支持企业发展。同时,国家层面建立了现代种业发展部际协调组,将种业改革任务梳理成51项具体措施,分解到19个相关部委、单位具体落实,每月分析、两月调度,确保了各项政策措施件件有着落、样样有进展。
民族种业,承稳粮国安之重,挟改革攻坚之势,向新的历史征途纵深迈进。
科研单位要做加减法,解决创新与生产“两张皮”
通过权益比例改革、科研成果交易平台等激发创新热情,增强其基础性公益性服务能力和水平;通过“事企脱钩”等减弱其对市场公平的干预,退出商业化领域
“科研单位要着力提升种业基础性公益性服务能力和水平,夯实种业创新基础,为企业创新育种提供不竭的科技源泉。”农业部副部长余欣荣说。
更多猛料!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关注锄禾网官方微信(chuhewang)。